我国过去教育理论发展甚慢，与长期以来不重视教育实验，不重视对教育实验经验教训的总结甚有关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熊明安、喻本伐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是一部结构完整、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评价公允的优秀教育理论著作。

　　该书对新中国成立到2000年这整整半个世纪间的教育实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时序清晰、背景相对广阔。最初的“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实验，从河南解放后的1948年开始进行；最后一个“集群式模块课程”实验，开始于1990年，到2000年仍在拓展中。该书所集中研讨的实验共有33个，《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对相关的教育实验进行了归类研究，故堪称“当代中国教育实验大百科”。具体而言，每一个实验的研究结构也相对完整，均有实验由来、实施内容及原则、实验步骤举措、实验的影响及评价。因而既能够对实验的来龙去脉看得分明，又能对其横向要素和操作要领做出精要介绍。

　　研究资料翔实，是《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的特色。该书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还有其时、其地、其人的照片，从而大大提高了该书的信度。另一方面，该书也并非全凭史料说话，许多论证材料取自研究者的亲身经历，这种切身体验似乎有着更强的说服力。从这里，可给治中国当代教育史，乃至治中国当代史的学者以某些启示：治史不能仅仅从政策、制度、法规出发，还可赋予其潜隐的、鲜活的精神。

　　对中国当代的教育实验评价是否公允，是衡量课题研究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的分寸把握相对合理。如“工农速成中学”办学模式实验的评价，说此举由革命战争“速胜论”派生出“速成论”。再比如，“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不宜等同于政治觉悟的突击性提高”。虽然有些人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考上了大学，后来也干出了一些成绩，但“那些广为宣传的成功个案，也因未能接受系统知识质量的客观检测而有所逊色”。

　　又如对于全国各地风靡一时的“农村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很多实验美其名曰“综合性实验”、“整体性实验”，实际上还是单项实验，仍然是“局限于教育内部”的实验。该书还指出：“我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要取得实效，显然不是‘在教育而言教育’所能取得成功的。如果还是单纯从农村教育的改革入手，以教育论教育，那么依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该书还将20世纪末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与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所从事的乡村教育实验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虽然“实验条件已得到很大改善”，但“从事实验者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却似乎在日渐减退”的结论。这是令人深省的问题，值得教育实验工作者、教育理论工作者反思。

　　1905年，德国教育家梅伊曼和拉伊联手创办了《实验教育学》杂志。此后，“实验教育学”独立的学科地位才日渐明朗，真正意义的“教育实验”方具备理论的灵魂，教育实验史也由此跨入一个崭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2005年正好是实验教育学的百年华诞。《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的出版，实为对这个“百年华诞”所奉上的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