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阅读，很多人总是想到语文阅读教学，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也可以说这是当前中学教学中各个学科各自为政和过于功利的一个表现。

　　有的教师会问，阅读难道不是语文老师的责任吗，比如我教的化学还要什么阅读？学生们要做实验，要知道分子式等等，与阅读无关。这里所说阅读可以归纳为阅读技巧等技术层面的意思。毫无疑问，这是语文老师的分内之事，包括让学生掌握一定的阅读能力和阅读技巧在内的事情自然是语文老师的责任，但阅读的内涵并不只有这些，这些甚至都是次要的。

　　阅读不只是阅读技巧，更不是应试技巧，阅读的培养甚至可以说和高考中的那几道阅读理解题没有太大的关系。阅读是一种交流、想象、思考，是对人生“知”、“情”、“意”的把握，在阅读背后是如何安顿人生的命题。

　　因而，阅读要泛化，这里所谓的泛化不是淡化和抽象化，是要把阅读培养看成是每个教师的责任，而不仅是语文教师的责任。如何让一个人直立，让人不萎缩，这不仅是语文阅读的目的，而是整个教育的目的。把整个教育的目的加给语文这一学科，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在当前，我们整个教育界早已习惯把它教给语文，但不幸的是语文还承担着高考的责任，在功利和非功利面前，语文老师别无选择。

　　所以，包括语文教师在内，各科老师都要承担起自身的责任，最少不要挤压学生少得可怜的阅读空间。我们必须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在人类的祖先第一次以直立的姿势走在大地上、莽林里的时候，他们要燧木取火，这是他们的“格物致知”，因为他们有火才能有摆脱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才能度过漫漫长夜。而现在物理的格物致知、化学的分子式、生物的基因等等不过是处理“人和物”的关系，如果我们还是把这类的“燧木取火”作为我们的第一要务，尤其是以其取代了对个体的关怀，而忽略了很多人已经不能以大写的“人”直立行走的现实，这是可悲的。

　　而且，在人类飞速更替的知识面前，有些关乎人本身的东西更重要。爱因斯坦似乎说过，与释迦牟尼和孔子等伟大的先哲所创造的关于人类“秩序”和“道德”原则相比较，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是微不足道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要“究天人之际”，这是《史记》高于《资治通鉴》的地方，所谓“天人之际”是探讨的宗教层面的东西，是对人类“秩序”和“道德”的思考。而“资治通鉴”是在探讨人际关系，探讨治乱之道，重在“用”上。这两个例子给我们同样的启发，那就是我们要关注让人能够上升的东西，去掉一些急功近利的教育行为。

　　把阅读从误解中解脱出来，恢复阅读的生气，让学生从阅读中获得对短暂人生的安顿，是我们的责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