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小学生在作文中“编造谎言”，已成为一道举世罕见的风景；以数理剖解之方式，刀斩人文之美诗美文，焚琴煮鹤，大拆七宝楼台，千年煞风景，于今为烈；韩军曾在不同场合，调查数千名中小学语文教师，谁通读过《论语》、《史记》、“四大名著”，全部通读的，竟无一人——在语文教育的路上我们失落了什么？  

　　韩军，1962年生，“新语文教育”代表人物。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特级教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省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曾宪梓教育基金一等奖获得者，全国青少年研究会学术委员。著有《韩军和新语文教育》一书。

　　在中国中学语文教坛，韩军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教师。上世纪90年代至今十几年语文教育改革的历史，留下了韩军思想的深深足印。12年前，他发表《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在中国语文教育界第一次呼唤“人文精神”，比高校文化界人文精神大讨论早了半年，2001年“人文”二字终于被写进了国家《语文课程标准》；6年前，他参与语文教育大讨论，发表《反对伪圣化》、《中国语文教育的十大偏失》、《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等著名文章，激起热烈反响；2000年，在语文课程标准面世前，他发表《新语文教育论纲》，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新语文教育”；2004年，他发表《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引发了百年来又一场“文言与白话”的热烈争论，众多报纸(《中国教育报》、《新京报》、《光明日报》、《南方都市报》)都给予关注，与蒋庆提倡的“读经”，一同成为去年著名的文化事件、教育事件。

　　他有众多的荣誉称号，40岁出头，就已当了12年的特级教师；他的“新语文教育”被列入中国建国以来“著名的教学流派”。

　　韩军“新语文教育”的“新”字，非标新立异、除旧布新的“新”，而是五四“新文化”之“新”。他主张语文教育接续五四“新文化”，五四“新文化”的“科学”，落实到语文教育，即“求真”，五四的“民主”落实到语文教育，就是求“自由”与“个性”。真实、自由、个性，是“新语文教育”的精神内核。

　　韩军说，我的“新”其实更“陈旧”，比当今颇为时髦的打破传统、标新立异、唯新是举，“陈旧”了近90年。新语文教育主张回归两个传统，一是回归五四“新文化”精神的传统，一是回归五四前民族语文教育根本方法的传统。我们在语文教育的路上失落了太多“根本”。

　　韩军说：“我是为语文教育寻根求本，呼唤中国语文教育返本归根。”

　　于是，就有了韩军倾注20年教学实践心血，构建的“新语文教育”的六大理念———

真实个性：回归语文教育“人文”之真

　　韩军最朴素的愿望是，师生在语文课上，不撒谎：不故意撒谎，也不被迫撒谎。这应是一个最起码的愿望，起码的常识。然而，实现它却很难。

　　韩军说，中国中小学生在作文中“编造谎言”，已成为一道举世罕见的风景。

　　他举了几个例子。1998年高考作文题是《坚强：我追求的品格》，大量考生，一同编造自已父母死亡，以反衬自已如何“追求坚强”；某省一个做了父亲的语文教师，在阅卷点恰好阅到了自己儿子的作文(他熟悉儿子笔迹)，作文编造父亲死亡，反衬自己坚强持家、诚敬孝母，父亲看后气得晕倒。最离奇的，一篇作文写自己从小失去双臂，就学张海迪身残志坚，练习用脚丫写字，反衬自我坚强。查档案知，作者是一个棒小伙，四肢健全且发达。

　　2000年天津市中考作文题是《上学路上》，众多十三四岁初中生，或编造上学路上“捡钱包交给警察叔叔”，或编造“扶盲人过马路”，或编造乘公交车“给老人让座”。似乎全市丢失的钱包，都恰被他们拣到，全市老人乘车、盲人过马路，都恰被他们碰上。这些作文，且都有固定套路：先“思想斗争”一番——钱包交还是不交，盲人扶还是不扶，给老人让座还是不让，后“狠斗私字一闪念”，“自我反省”，灵魂升华。如此作文，很多得了高分、满分。独有一个学生与众不同，朴实为文，照实写亲身经历：雨天，上学路上遇青蛙，捉青蛙，知青蛙是益虫后，马上放生。此文竟被判为“思想格调不高”，不及格。

　　2002年高考作文话题《风雪中救人》，命题人提供的话题材料本身就漏洞百出，全国众多考生，“不约而同”编造“舍自身，救他人”，“弃小我，做大我”的美丽假话、套话……

　　何为人文？当今中国基础教育里，对人文存在太多人为的歧解，把人文理解成思想政治教化，当今最迫切的是回归到人文的本义——即让师生回归人性本真，即真实、自由、个性地做人，做真实、自由、个性之人，这正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实质。可是却已经中断了很久。时下中国，请暂不要给人文添加其他含义，师生真实、自由、个性地做人最迫切。教师课堂上讲真话，学生口头“我口说我心”，笔头“我手写我心”，师生不虚伪、不矫揉、不造假，解放人性精神，灵魂自由舒展。这，就是目前语文教育中最大、最迫切的人文，也是人文之本义，更是语文教育之本。上语文课，师生均能身心自由，真诚、平等相待，与文本，与对方，真心沟通、真情交流，就是人文。当今中国，在教育中坚持这一点，仍十分不易。

　　韩军说，在许多地方，一个“奖伪罚诚”的潜在机制似乎正在形成：说真话，受惩罚，说假话，得奖励。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语文课上，师生都不能说真话，这样的历史，仍在继续。同时，不少教师，仍“孜孜不倦”迷信技巧、技法、步骤，克隆、模仿教案、教法，约有60%的教案是克隆、因袭。非本人亲手所撰。此数字绝不夸张。一，出版社出版的《教案集》汗牛充栋，供教师“拿来”。二，网络上，教案铺天盖地，成汪洋大海，教师只需动鼠标复制、粘贴即可。三，“集体备课”蔚然成风，作为先进经验普及神州。集体备课，即先由区里(县里)一人备好课后主讲，数百教师做笔录，然后，各学校再集体备，一人主备，共同克隆。当老师进课堂时，手中教案几近一致。教师俨然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

　　韩军说，语文教育之树，枝繁叶茂，历久常青，源于语文教师深扎于文化沃土中的默然无语之根；教师立于脚下土地，立于人类博爱，立于深厚的文化积淀，用自我人生，体悟文本中人物、民族、人类的命运，感受与咀嚼文本中的个体与人类的苦难，与大地上的同类血脉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