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最多的是做教师的快乐

　　郑琦：在我47年的教育生涯中，有过辛酸，有过困惑，有过艰难，也有过坎坷，但我收获最多的还是做一名教师的快乐。

　　我是湖北宜昌当阳市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今年65岁。1958年7月，我从当阳师范毕业，到当阳最偏僻的陈院乡王家塝小学教书，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曾经在6所乡村小学工作过。从参加工作起，我一直从事语文和音乐教学，并兼任少先队辅导员。退休后，我还担任着5所学校的志愿辅导员。

　　在我47年的教育生涯中，有过辛酸，有过困惑，有过艰难，也有过坎坷，但我收获最多的还是做一名教师的快乐。

　　有一个叫于建明的同学，是学校有名的“小调皮”，老师和家长提到他就直摇头，他自己也破罐子破摔。看到他这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有一个信念：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未尽责的老师。我找到小建明的父母，说：“让他跟我住吧！”有同事劝我：“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孩子哪还教得好！”我暗下决心：“就是一块石头，我也要把它焐热！”

　　我把于建明接过来，细心地照料他的生活，晚上耐心地帮他补习功课，家访时也把他带着，跟他聊天、讲故事。开始，他并不理解，有一天晚上，趁我开会时偷偷跑了。我赶了十多里路，硬是把他从竹林里拽了回来。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我摔倒了好几次，弄了一身的泥巴。于建明终于被感动了。慢慢地，他改掉了贪玩、打架的坏毛病，学习成绩逐渐上升，还成了学校的“优秀少先队员”。

　　后来，我只要听说哪个孩子比较调皮、哪个孩子没人管、哪个孩子上学太远，我都要把他们接到我这儿来。时间长了，我这里总有一群孩子围在身边，有的住一两个星期，有的一住几年。孩子们成了我生活中的小伙伴。他们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从事教师职业：辛劳之后有欢乐，付出之后是幸福。

　　在农村，有些孩子因为家里困难，没能受完义务教育就辍学了。我觉得作为教师，我有责任让这些孩子回到学校。这么多年来，只要听说谁家的孩子辍学了，不管是不是我教的，也不管路有多远，我都要上门做工作。曾经有个学生在新学期开学时没来报到，下午一放学，我步行了几十里山路，找到她家。可她的家长一见到我就说，家里没钱再供孩子上学了，孩子也不愿意读书了。我费尽口舌，反复劝说，直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终于有了转变，后来把孩子送回了学校。我几乎每学期都要劝十来个孩子重返学校，并积极向学校反映，为困难学生减免学费。让我欣慰的是，我劝回来的孩子基本上没有再失学。

　　1963年雷锋的事迹报道以后，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和雷锋是同龄人，我想，他能做到的，我通过努力也能做到。作为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不可能像前线的英雄战士那样接受血与火的洗礼，也不能像著名的科学家那样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我可以为教好孩子付出一颗爱心。

　　每当我看到学生胸前的红领巾时，我心里总会涌现出一种神圣的感觉。我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红领巾事业中，组建了“红领巾义务投递站”，创办了“校外少年之家”，设立了“井岗小学红领巾事业基金”。1984年，因为我在红领巾事业中做出了一点成绩，被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光荣称号，并出席了全国首届少代会。

　　2000年，我退休前夕，三个儿女都要我和老伴到城里去住。一想到我就要离开心爱的讲台和可爱的孩子们，我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留恋和失落。我就这样离开吗？真是舍不得。于是，我萌发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在学校附近买间房子，建个可以让学生看书、活动的场所，让那些放学后没人管的孩子们多个好去处。于是，我把自己原来的房子卖了，找儿女们凑了些钱，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处农舍，教育局很支持，把这个活动场所命名为“井岗小学校外辅导站”，后来发展成“桐树垭青少年活动中心”。

　　2002年春天，我听说村里14岁的柳月和继母关系不好，离家出走，辍了学。我和她爸爸跑到城里，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在一家餐馆找到了她。我把她带到自己家，让老伴为她梳洗，缝制新衣服，慢慢开导她；我又找到她的继母，耐心劝导，母女关系渐渐缓和了，柳月终于开口叫了妈妈。现在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

　　我记不清究竟帮助过多少个孩子，有人帮我算了一下，近五年来，我关爱、帮助的未成年人有260多人，到活动中心参加活动的学生有1万5千多人次。我想，这些数字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我能为教育多做点事，能给孩子多一点爱，这一直是我的心愿。

　　现在，我的门口已经挂了7块牌子，有“青少年活动中心”、“关爱帮扶青少年工作站”、“文化科技中心户”等等。我想，这每一块牌子都饱含着组织的重托、孩子们的期望，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我虽然退休了，但并不寂寞。因为有了这个活动中心，我仍然和孩子们在一起，我过得充实而快乐；因为有了这些充实而快乐的工作，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和满足。这个活动中心就是我的家，在这里，我继续做着关爱未成年人的工作，延伸着我的教师梦！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杨静：作为音乐教师，我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那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总是特别投入，特别动情。因为我30年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真实故事。

　　我是湖北宜昌当阳市的一名小学教师。十年前，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同时也选择了音乐教师这个岗位。我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那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总是特别投入，特别动情。因为我30年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真实故事。

　　我的童年是在井岗小学这个难忘的地方度过的。是郑老师把音乐的种子悄悄地种在了我的心底，把我带入了奇妙的音乐世界。在他的辅导下，我进步很快，而且对音乐越来越着迷。

　　有一天，他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说我有音乐天赋，乐感特别强，建议妈妈给我买一台电子琴。妈妈有点犹豫：“农村孩子学音乐有用吗？”郑老师有些激动了：“农村孩子怎么了？只要是块料，我们这些做老师、做家长的就不能耽误了她！”妈妈想了一会儿，说：“音乐和电子琴我们都不懂，但我就信你郑老师。只要你说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支持！”

　　不久，妈妈真的托人给我买了一台电子琴，我像着了魔似地爱上了它。疯狂地练了一段时间后，我的确进步不小，但过了不久，不知怎么又停滞不前。一天，郑老师兴奋地对我说：“暑假期间，育溪镇上要举办一个电子琴培训班，是城里来的专业老师上课，你想不想去？”我连忙点了点头，可又担心妈妈会同意吗？郑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他骑自行车带着我来到我家。妈妈也想支持我，可一想到育溪镇离我家30里路，每天接送很不方便，又下不了决心。郑老师似乎胸有成竹，他说：“到育溪镇从我家走要近一半的路，就让孩子到我家住，我来接送！”

　　就这样，我带着心爱的电子琴住进了郑老师家。整整一个半月时间，他早上骑着自行车送我到镇上学琴，晚上再骑十多里山路把我接回来。培训班的同学都以为他就是我爸爸。就在那年，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在一片惊叹声中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培训班的考试。此后的几年暑假，郑老师又给我报了舞蹈班和声乐班，我依然住在他家。

　　初中毕业时，以我的成绩完全可以读重点高中，可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当阳师范音乐专业——因为我想做一个像郑老师那样的老师！

　　三年后，我毕业分配到河溶镇前华小学，但在那儿我却差点放弃了自己的梦想。这所学校建在坟场上，荒草比我的个头还高，阴暗潮湿的宿舍里时常有蜈蚣、蜘蛛、老鼠光顾。有一回，我晒在操场边的棉被上竟然盘着一条一尺多长的毒蛇！当时我就吓得尖叫起来。整整一个星期，我蜷在一张破藤椅上熬了一夜又一夜，到了周末，我逃命似地跑回家，说什么也不去那里上班了。父母只好向郑老师求助。见到郑老师，我就像见到救星一样，委屈的泪水顿时溢满眼眶。等我哭够了，郑老师才对我说：“学校条件差算什么？难道比我们当年的井岗小学还差？你就甘心为这么点儿困难放弃你的教师梦吗？”看到老师期望的目光，想到自己曾立下的誓言，我羞愧地低下了头。那天我连夜赶回学校。那年的“六一”，我给孩子们编排的节目在全镇文艺汇演上获得了一等奖。

　　有一次，我的学生李乔的爸爸因车祸昏迷住院，每次周末回家我都把他带着，让他见见爸爸，然后在我家吃住。同事们见我这样做，都说：“真不愧是郑老师的学生啊！”

郑老师是我最亲的人

　　周志富：我有亲生父母，却像一个孤儿。是郑老师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从初小到高小，从小学到初中，郑老师不知为我倾注了多少心血！是郑老师让我读书，教我做人，是郑老师让我尝到爱的滋味！

　　我是湖北宜昌当阳市的一名初中学生。我的童年与其他小朋友不一样。

　　我的不幸是从7岁开始的，而我的幸运也是从7岁开始的。那一年，我妈妈嫌家里穷，抛下我和爸爸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同龄的孩子们都上学去了，而我只能跟着爸爸到地里打猪草。有一次，我走到一片树林前，隐隐约约听见林子那边有唱歌的声音，听别人说唱歌的地方就是学校。我面对那片树林，痴痴地想，我要是能够上学读书该多好！

　　一天中午，我跟着爸爸正在打猪草，郑老师走了过来。他摸摸我的头，掏出手帕擦掉我脸上的汗，心疼地说：“多好的孩子！为什么不让他去上学呢？”爸爸叹了口气说：“家里穷，没钱呀！”郑老师疼爱地拉起我的手，认真地对爸爸说：“这孩子就交给我吧！让他跟我去读书！”就这样，我坐在郑老师的自行车后座上来到他家。一进门，郑老师就对郑妈妈说：“快，倒盆热水来，我给这孩子洗个澡！”这是第一次一个陌生人为我洗澡，好舒服啊！从此，我有了全新的童年生活。

　　我终于上学了，可有些同学老是欺负我。一次，我正在操场上玩，几个同学围拢来，笑我是没娘的野孩子，有的朝我身上扔石子，有的上来推推搡搡。我气极了，和他们打了起来。他们一拥而上，把我打倒在地。晚上回到家，郑老师看到我脸上的伤痕，问明了事由，把我搂在怀里，心疼地说：“你周志富不是野孩子！我就是你的亲人，你就是我的孩子！”我心里一热，紧紧抱着郑老师哭了起来。后来，郑老师耐心地教育了那些同学，从那以后，他们不仅没有再欺负我，还主动和我玩，使我真正感受到了新集体的温暖。

　　一个星期天早晨，我迷迷糊糊地从梦中醒来，感到手里沉甸甸的，睁眼一看：哟！是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我知道这糖一定是郑老师给的，赶忙穿上衣服，开门出去问。正在收拾房间的郑老师一见我，就丢下手中的活儿，把我抱起来，深情地说：“志富，祝你生日快乐！”生日？我的生日！见餐桌上早已摆好了蛋糕，我高兴得蹦起来！洗过脸，郑老师抱着我坐下，郑妈妈把一块蛋糕递到我手里，笑眯眯地说：“志富，你又长大一岁了！”吃完了蛋糕，郑老师和郑妈妈把我带到街上，为我买衣服、买鞋子。郑老师把一套海军蓝的衣服穿在我身上，叫我转着身子让他看，说：“就拿这套，威风，长大了当个解放军！”在回家的路上，我穿着新衣服，挺起胸，可神气啦！很多人好奇地问：“郑老师，这是你的儿子？”郑老师和郑妈妈相视一笑，郑妈妈说：“对！是我们的小儿子！”

　　大年三十，郑老师的几个孩子都回家来了。吃年夜饭时，他们都争着为我夹菜。吃了饭，他们还一直陪我欢度除夕。第二天醒来，发现枕头边有两个小红包！我知道那是郑老师和郑妈妈给我这个小儿子的压岁钱！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郑老师退休了。我想郑老师也许不会再管我了，今后我可怎么办？可是没想到，郑老师和从前一样，仍然让我住在他的家里，每天用自行车送我上学，给我钱让我在学校吃午饭，放学时又去接我回家。

　　12岁时，爸爸外出打工，至今没有回来，爸爸妈妈都没有了音讯。我要上初中了，郑老师为我准备好被子、衣服和日常生活必需品，把我送到新学校。他又是为我交费用，又是帮我整理床铺，然后找到班主任说：“帮我管好这个孩子，有事尽管找我，我随叫随到！”隔三岔五，郑老师总要到学校来看我。问我吃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和同学的关系好不好，学习跟不跟得上，每次还会为我留下零花钱。而我遇到了什么困难，生活中有什么烦恼，都愿意找郑老师说说，在我心里，早已把他当作了父亲。

　　后来我回到家里住，郑老师和郑妈妈也经常来看我，有时还一定要看我把饭做好了才放心地离开。我虽然生活在自己家里，但我总觉得一直有两双眼睛在关注着我，有两个人在陪伴着我，我并不孤独。

　　我有亲生父母，却像一个孤儿。是郑老师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从初小到高小，从小学到初中，郑老师不知为我倾注了多少心血！今年我已经15岁了，是郑老师让我读书，教我做人，是郑老师让我尝到爱的滋味！

　　有句话藏在我的心里整整8年了，我在梦中喊过无数次，在心底喊过无数次。今天，我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郑老师一声——爸爸！

一生为了孩子

　　夏雨：我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平凡、琐碎的小事，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到。可是，郑老师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把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小事，坚持做了47年，做成了许多人都难以做到的大事。

　　我是湖北宜昌的一名记者。因为职业的关系，我有机会走近郑琦老师，走近一颗纯洁而又高尚的心灵。

　　今年65岁的郑老师，有47个年头是在和孩子们打交道。因为孩子，他选择了偏僻的乡村小学；因为孩子，他受过莫大的委屈；同样是因为孩子，他退休后在自己家里办起了青少年活动中心。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一路走来义无反顾？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年过花甲仍不肯停步？

　　带着这些问题，在明媚的春天，我来到了郑老师家的那个小院。

　　这是个普通的农家小院，三间瓦房，里面放着简单的家具，干净整洁。这又是个与众不同的小院：“桐树垭青少年活动中心”等7块匾牌挂在门前，院内树木郁郁葱葱，花草争奇斗艳，跷跷板上、秋千架下、乒乓球台前、风琴旁，总有孩子们跃动的身影。后面是图书室，近5000册图书和满架的报刊杂志摆放在房子的四周，桌上几本蓝色的活页夹引起了我的好奇，打开一本，原来是100多篇稚嫩的读书心得，有的纸张已经发黄。郑老师笑着说：这都是孩子们交来的，在我这儿借书就一个要求，还书的时候交篇读书心得。我又翻看了一本借书登记簿，仔细地数了数，仅这本借书登记簿就记有129人，借书157本！

　　在郑老师家的左厢房里，我看到了一个正在埋头写字的孩子。他叫魏明，今年15岁。他不是郑老师的孙子，而是这个家里的特殊成员。他妈妈告诉我，儿子读了4年书，连基本数字都数不过来，笔也拿不好，只好让他辍学。大家都对魏明失去了信心，郑老师却把这个智力发育比较迟缓的孩子接到了自己家里。

　　魏明跟郑老师只住了一年，就完全变了个样！他不仅可以从1数到1000，能做20以内的加减法，还认识了1000多个汉字，能读带拼音的儿童读物。魏明学会了扫地、做饭、洗衣、种菜，大人不在家的时候，还能招待客人。我不知道，郑老师在魏明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但我知道，光学写“2”，就用掉了一个练习本，光学扫地，就弄坏了20多把扫帚。

　　从乡亲们那里，我听到了太多郑老师的故事。2000年，郑老师家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刚刚建成，雨禾是最早在这里获得快乐的一个孩子。2002年的一天，细心的郑老师发现最近没听到雨禾的笑声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他蹬起自行车找到了雨禾家。小雨禾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呀！父母离婚后外出打工，谁都不管孩子。家散了，田荒了，14岁的雨禾吃喝都成问题，今天这里蹭一顿饭，明天那里混一夜，涉世不深的他受人唆使偷电线，进了派出所。之后，谁家都不愿再收留这个孩子了，雨禾成了一个流浪儿。

　　看到眼前的雨禾，郑老师心里一酸：“孩子，走，到我家去！”蓬头垢面的雨禾吃饱了，抬头发现郑老师正慈祥地看着他。受够了白眼和冷漠的小雨禾，突然被一种巨大的温暖所包围，回想起漂泊流浪的日子，看着眼前的郑老师，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郑老师不仅将雨禾接到家中，还鼓励他自食其力。后来，雨禾找到一份工作，郑老师还经常去看望他，鼓励他。

　　瓦家河是井岗村20多个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因为没有桥，孩子们只能踩着石头过河。每次下大雨，河水疯涨，郑老师就赤着脚、挽着裤腿等在河边，来一个学生他就背一个，直到把最后一个学生背过河。这一背就是3年！村干部感动了，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张希珍动情地说：“我们就是不吃不喝，也要修座桥！”村民感动了，纷纷捐款捐物，踊跃参加修桥劳动。桥修好了，大家都叫它“尊师爱生桥”。

　　调皮贪玩的孩子晓刚在郑老师的小院里找回了学习的乐趣；不懂法的少年李峰替老板买卖黑市炸药，是郑老师让他重走正路；汪海、汪洋两兄弟与父亲不和，闹上法庭要断绝父子关系，是郑老师苦口婆心地劝说，使全家人第一次过了个和和美美的春节。

　　我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平凡、琐碎的小事，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到。可是，郑老师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把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小事，坚持做了47年，做成了许多人都难以做到的大事。

郑老师是我人生的引路人

　　阮建平：郑老师与我非亲非故，我落榜回村，他不仅给我指明方向，还亲手把我扶上马，一路相伴；当我在种植业上有了可喜的开端，他及时地开导我，启迪我，给我提出新的奋斗目标，使我成长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我是湖北宜昌当阳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在我小学到初中9年学生生活中，郑老师只教过我3年小学。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郑老师始终关爱着我，指导和帮助着我。可以说，郑老师就是我人生的引路人。

　　1996年，我因一分之差中考落榜，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今后做什么好呢？我感到无路可走，十分苦闷，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睡大觉。

　　一天下午，郑老师来到我家，他鼓励我：“别这样，谁说中考落榜了就没有希望？人，只要有志向，就可以走出一条路来！”临别时，他指着我屋后那片山坡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屋后这么好一片山地，怎么不开发出来种果树呢？”

　　送别了郑老师，我连夜把砍刀磨得很锋利。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上了山。没想到郑老师也赶来了，他说：“今天星期六，没事，我来陪你。”砍了几分地，我手上就打满了血泡。第二天，浑身疼得像散了架，我真不想干了。没想到，这天清早，郑老师又骑着自行车赶来了。看着已经50多岁的郑老师，我还能说什么呢。

　　两亩五分山地终于开发出来了，可是种什么好呢？郑老师告诉我，凤凰山果树综合开发基地栽培的金水柑是有名的优良品种，他约我一起去看看。经过实地考察，栽金水柑的事定下来了。可是怎样栽培，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就在这时，郑老师给我送来了《农村百事通》、《果农之友》几本杂志，说是特地为我订的，我给他钱，他硬是不要，说等到以后吃我的果子。打那以后，我就请郑老师代订有关杂志。有一次，他冒着大雨，推着自行车，把杂志送到我家。我一看，除了用塑料袋紧紧包裹的杂志没打湿外，他衣裳湿透，浑身是泥。我双手接过杂志，心里热乎乎的，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有些技术，比如果树的剪枝、拉条，书上虽然写了，我却不知从何下手。又是郑老师到市里为我请来一个农艺师作示范，手把手地教。

　　2000年金秋，我栽培的金水柑挂果了，当年就收了500多公斤。这些果实，都浸透了郑老师的心血啊！于是，我摘了些金水柑给郑老师送去。郑老师笑眯眯地说：“行啊你！可你还不能停步，要扩大规模，要把附近的农户都带动起来。”

　　那天，他留我吃饭，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要我用实际行动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我为入党已追求了16年！咱师生俩就一起努力吧！”后来，他特地给我送来《党章》和几本相关读物，让我学习，还和我交流学习体会。不久，我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我没有辜负郑老师的期望，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把屋后40多亩荒山，全部开发成果园，栽上了金水柑、关公李、胡柚、寿桃，还建了6亩多苗圃，培育桃、李、杏、梨优良果苗10万多株。昔日的荒山坡成了花果山，我每年收入都在5万元以上，我家已经建起一幢200多平方米的楼房，全家生活富足美满。

　　在我的带动下，全村农民已开发出1000多亩果园。我家果园还成了镇技术站的教学示范基地。我为果农传授技术、提供信息、联系销售，一分钱的报酬都不要。我帮扶的农民，不少已经富起来了，仅果树收入一项，平均每户就增加1万元以上！

　　2003年7月1日，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那一年，我还不满2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