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运用市场机制对教育投入进行调节，优化资源配置。

　　●矫正支出中重“物的建设”，轻“人文的建设”的现象。

　　●通过教育捐赠法的出台，建立完善教育捐赠的机制。

　　●正义原则应该成为分配公共教育资源的首要原则。

　　教育投入是2004年学者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是影响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对教育投资问题的重视反映了教育事业在当前社会的科学发展及其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充分重视以及学者们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意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课题组，对2004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含索引)论文中有关教育投入的论文进行分析，可以提供一个反映教育投入研究成果的基本线索。

问题多多

　　1.投入总量不足

　　几乎所有论及教育投入的文章都提到教育投入总量不足的问题。有论者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比例标准，通过计算1985至2002年间每年应支付的经费和实际支付的差距，推算出八年来我国的公共教育经费总短缺额为10100亿，其中1996至2000年间(正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冲刺阶段)，每年的短缺额都在1000亿元左右(张玉林，第11期)。

　　1993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43条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本世纪末达到4%”，到2000年，不但没有达到4%的承诺，反而低于1986和1990年的水准。自2001年起，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于是《全国教育事业“十五”规划和2015年发展规划》中将目标的实现推迟到2005年(张玉林，第11期)。

　　以北京市为例，“九五”期间，其地方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仍然低于4%的目标，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尚未完全做到逐年增长(盛世明，第3期)。而在广大农村地区，教育投入总量不足的问题则被放大了许多倍(广少奎，第1期；张玉林，第11期；葛新斌，第1期)。

　　2.配置比例失衡

　　许多学者都提到了我国教育投入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的问题(王冲，第2期)。有学者强调教育投入在地域、城乡之间分配的不均衡问题(李成贵，第4期；李元春，第3期；王德文，第2期；李新生，第2期)。有学者认为我国教育投入的性别歧视仍然存在(马衍军，第1期)。由教育投入的配置比例不合理带来的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农村教育投入少，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极大地影响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在没有一定水平的中等教育支撑的基础上，近年来高校的不断扩招还造成高等教育低质化趋势。这种不合理的教育结构容易形成“教育陷阱”(王可侠，第2期)。教育投入不适当地向高等教育倾斜，存在着重高等教育轻初等教育的倾向(贾汇亮，第2期)。

　　实际上，这种投入倾斜意味着教育投资风险，对高等教育的过度投资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回报，造成教育投资浪费(赵宏斌，第8期)。

　　3.利用效率低下

　　当前我国存在的教育经费克扣和挪用现象，客观上恶化了投入总量不足带来的弊端。本来较少的人均经费，往往被拿来搞“一无”、“两有”、“六配套”的学校基础建设，使学校的正常活动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学生员额不足，教育资源的利用率不高(广少奎，第1期)。同时，由于学生流失率、复读率居高不下带来的浪费现象，使得农村本来有限的教育经费更是雪上加霜(张玉林，第2期)。

　　4.农村问题比较严重

　　有人通过调查认为，在农村教育领域，教育投入存在的问题在加重、扩大和恶化当中(葛新斌，第1期；李桂荣，第3期；张玉林，第10期)，农村教育的投入问题，带有“农村特色”。

　　尽管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农村民办教师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然而由于农村教育经费短缺，教师队伍不足等原因，民办教师又以代课教师的形式出现，这一部分群体根本无力得到待遇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时农村数千万平方米危险校舍的存在，广大农村和农村学校正处于严重的“贫血”状态，仅靠其自身的挣扎显然无法摆脱债务的泥潭，教育投入短缺导致农村学校依然经常向学生伸手。教育内容贫乏和质量低下，这两个原因迫使贫困的农家子女无法上学，厌倦上学，“普九成果”在农村儿童的辍学率面前显得非常虚弱(张玉林，第11期)。

　　由于教育投入总量不足，教师的工资拖欠(王德文，第2期；万小妹，第2期)，校舍危房、教育债务(张玉林，第11期)、师资水平偏低、教育乱收费等现象屡禁不止(齐宪代，第4期)。教育资源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投入体制，迫使学校自谋生路，走“产业化”道路，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杨东平，第12期)。

原因在哪

　　1.基层政府难以解决经费

　　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标准的政策目标在执行中没有得到落实。80年代中期以后，县乡两级财政承担了大多超过其支付能力的农村教育经费的绝大多数份额，因此拖欠教育经费的主体主要是县级以上的政府。到2002年底，全国有97%的县已实行“以县为主的”新体制，但拖欠悲剧仍然在各地继续上演(张玉林，第11期)，根源在于基础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

　　农村基础教育主要由县乡政府来举办和管理，在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又造成了政府权力为城市教育提供体制保障，而对农村教育顾及较少的局面，使城乡教育的体制保障出现了巨大差异。长期以来，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主要不是来自政府的财政支出，而是依靠收取学杂费和教育附加费来维持(王本陆，第11期)。

　　2.城市取向的资源配置

　　城乡二元经济制度的种种设置与安排，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突出的“城市取向”，表现出不平等。并且二元结构已内化成城乡人口不同的教育意识和教育观念，这又反作用于城乡教育差别的存在(张乐天，第8期)。教育资源的配置在过去的运行中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决策，形成了教育资源的“政治市场”：学校“讨价还价、主动争取”而获得办学资金，政府按学校所属的性质与地位进行资源分配。建立在城市学校基础之上的办学标准，自然出现了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先城市后农村，先重点再普通，先市民子弟后农村子弟，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以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