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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不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形成强大冲击,将推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更将对中国教育体制产生翻天覆地变化,使之不由自主卷入全球一体化的“洗礼”,很有可能使中国高等教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br>
谈到中国高等教育,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应试教育”一词。其实中国的教育不仅受到千余年人应试教育的惯性影响,也受过去的前苏联的计划经济的限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设立具有强烈的条块分割和自我封闭以及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特点。而计划经济及应试教育两种方式又彼此影响,,从而给中国包括高等教育 在内的教育形成恶性循环。条块分割导致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规模小学科单调教学设施缺乏、学生综合素质差的后果。放眼当今中国的目前高等教育机构。全国只有合并后的浙江大学才称得上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而北大、清华、复旦、南京大学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患有“偏食证”。论创办时间及地理位置,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都远逊理科的麻省理工大学和文科的哈佛大学,但斯坦福大学生却后来居上,在文科方面胜过哈佛大学在理科方面超过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因为它走的是综合化之路。从理论上而言,文科可以培养学生丰富想象力和跨越性跳跃性思维,理科则可以培养学生周密细致的逻辑思维,二者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其次,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长期计划经济的自我封闭小圈子的条件下发展,结果就象“温室里的花朵“??中国汽车产业一样缺乏竞争力。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五十余年的长期计划经济的“大棚政策“保护下和条块分割彼此相互独立的单独运转,在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国内谈不上多大竞争,国内外的教育市场是两个几乎没有多大竟争的市场,同时政府又对出国留学人员采取限制怀政策,当入世之门打开之时国内外的两个教育市场必然相互接轨而逐渐全球化,兼之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和第二多的外汇储备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教育市场,高校收费及毕业就业政策逐渐向国际惯例靠拢已失去传统低成本包就业的优势,这就必然使国外高等教育机构来华建立它们的分校并实行本土化政策,以它们先进的教育理论.`思维方式`教育方法及名牌优势来争夺中国的优秀生源,这必然会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造成巨大的威胁。第三;中国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原苏联的影响,只将教育视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不愿意正视其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市场主体特征的事实,从而在教育方式及思惟模式上照搬原苏联的带有强烈灌输色彩的教育方法,再兼之中国千余年的应试教育惯性影响,结果虽然能够在工程技术层次培养大学生掌握传统知识能力;却在更深层次忽略了开发`诱导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个性思惟能力,结果导致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虽然在传统知识方面及工程领域具有大量优秀人才,但在学术理论和创新方面却远逊国外同行,这也是导致中国本土培养人才难以获得诺贝尔奖和缺乏具有真正意义的哲学大师`学术大师`理论大师的根本原因。
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从而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入世之后能够在失去政府保护下“与狼共舞“,并使自己能够与国际惯例接轨,增强自己的国际一体化今天的竞争实力。
第一, 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将学生视为自己“产品“从而进行教育产业化。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高等教育机构所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就象企业的产品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产品“的特征,大学生这个特殊市场“产品“好坏,能否被社会及市场所承认所接受,则必然是由这个特殊“产品“的质量所决定。在知识经济及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知识的更新换代的频率越来越高,传统知识就象电脑一样“贬值”很快很难适应未来,则要求大学生在具备传统知识的基础上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否则就只有面临着被除淘汰的危险。。而原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带有强烈“填鸭式”的教育方式 虽然能够使大学生的传统知识比较扎实及追求共性,但抹杀了学生的个性思维能力及创新能力。这导致原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的教育方式在政治体制发生变化之后,虽然通过“休克疗法”使改革一步到位但由于人才质量不高经济萎靡不振的根本所在。因此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则要求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从市场需求出发,改变受原苏联计划经济影响的教育方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能够适应入世要求的新世纪高校,从而通过提高教育质量来增强的竞争力。
第二, 政府简政放权,管理方式由控制型逐步转向监督指导,高等教育机构就获得包括招生自主权来增加竞争力。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就象中国的原来的国营企业一样,受政府这个“婆婆”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束缚了高校的发展积极性和能力。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系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则是我国国有企业能否建立在法律框架下具有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激励及相对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的现代企业制度。当然,由于中国高校存在依赖性,如果按照“公司”来论政府则是高校的“最大股东”,应该对高校决策产生巨大影响力。笔者因而建议中国高校不妨象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建立类似的高校“董事会”,而政府则是高校的“董事长”负责对的重大决策,校长则相当于现代企业的“总经理”角色,则负责高校的具体事务并对“董事会”负责,代表学生利益的学生会的主席可以成为“董事”中的一员。其实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由于高校已在逐步产业化政府拨款逐渐减少学生学杂费逐渐上升,毕业就象国际惯例一样实行市场化政策,这已为建立具有公司特色的现代高校创造条件。当然,介于中国这个具体国情,政府也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放开,而应该逐步自主权使高校逐步建立类似现代企业的法人组织。对于社会呼唤多年的高校招生自主权,如果政府一下子打开“闸门”,很可能出现一些人利用关系或金钱铺路而导致生源质量下降的情况,因此笔者建议可在政府统一录取与高校自主招生来一个平衡,即高校录取分两步走:第一步乃是学生必须参加高考,第二步则是学生参加由各高校组织政府监督的招生考试,两次考试的总分作为该生被高校录取的依据。为了使这些考试具有可操作性,建议各高校根据学生所填自愿及专业来组织二次高考。这样,通过改变高考招生的深刻改革,就可以比较圆满解决中学的应试教育体制,不得不去培养学生得良好个性思惟和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
第三, 建立学生选择老师得教育制度,从而通过竞争来提高老师及学校得教育质量。如果把高校比喻成生产“产品“的企业,则老师则是这条“生产线“的“工人“,如果“工人“的“技术“不好(既教学质量较差),那么他生产出来的产品(既培养的学生)也必然质量较差。因此笔者建议,中国高校可参照国际惯例,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学生选择老师公开评价老师的教育体制,从而通过学生来检验老师的教学质量并实行优胜劣汰制,将学生对老师的评价作为老师的工资奖金的最主要依据之一。对于那些长期没有学生听课或学生评价非常低的老师,建议应该转岗或待岗或落聘。当然,此举可使那些或具有较高文凭或具有较高职称或凭关系走上教师岗位而缺乏真才实学者应淘汰出局,留下优秀的老师队伍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而依靠混文凭混职称或凭关系却缺乏真才实学者由于被淘汰将间接推进高校的机构改革,从而为走上市场化道路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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